中国清洁能源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

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务院关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这些艰巨任务需要通过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和推广来得以实现。作为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知识产权制度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过去40年中有着快速的发展，《专利法》《著作权法》以及《商标法》等几部基础性知识产权法律陆续进行了修订。根据《2016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估报告》，与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相比，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贡献不足的情势依然十分明显[1]。

从2010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清洁能源最大投资国的地位[2]。根据彭博社报道，2017年，中国各类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总量达到破纪录的1 326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24%[3]。虽然已是全球专利和商标的申请大国，但中国距离知识产权强国仍有一段距离要追赶。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也尚未跻身创新强国之列。根据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欧洲专利局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全世界近80%的清洁能源技术的专利创新集中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法国等6国[4]。在气候变化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间的清洁能源知识产权诉讼大战拉开序幕。例如，美国大型风能企业肯耐科技（KENETECH）与世界第三大风力涡轮制造企业德国的爱纳康（ENERCON）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2003年），美国佩斯（PAICE）公司与日本丰田之间的混合动力汽车专利权纠纷337调查和法院诉讼案（2007年）、美国通用电气与日本三菱重工风电专利侵权诉讼案（2010年）等。随着中国在世界清洁能源领域参与度的日益提高，涉外的知识产权诉讼纠纷也纷至沓来。从2011年起，美国超导陆续向中国华锐风电发起一系列的刑事及民事诉讼，指称华锐风电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2018年1月，美国超导再次在美威斯康辛起诉华锐风电剽窃涡轮技术，该案被号称是中美新年商贸的第一战。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一向是中美两国贸易的敏感问题。中美企业的这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受到清洁能源企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关注，它被视为中国新兴能源产业知识产权司法的晴雨表[5]。

一、清洁能源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背景

（一）制度规则碎片化：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衔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四大重要制度支柱之一是通过技术转移实现清洁能源的全球应用，进而减缓气候变暖（第4.4条、4.5条）。《巴黎协定》（第10条）再次重申，缔约方的共同愿景，即通过落实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以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并减少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并没有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提供有效的实现机制。清洁能源技术的大多数潜在用户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在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知识产权规则以便利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推广和应用。相反，一些发达国家作为清洁能源技术的持有者，强调要防止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被削弱[6]。关于知识产权的两极化分歧一直是近年来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在现有国际法的规则体系下显然不太可能获得快速的推进[7]。制度的碎片化给国际清洁能源技术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8]。

（二）产业竞争自由化：中美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之路

清洁能源主导的第4次工业革命赛道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虽然国际法律框架尚不能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提供一致的规则，但各主要国家目标明确地在能源创新的道路上飞奔。从奥巴马政府开始，清洁能源创新一直引领美国的绿色经济。2011年，美国对专利法进行了改革，并推出了促进绿色专利快速申请的绿色通道。2015年，美国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 613件。美国风能领域的专利数量仍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占总数的43%[9]。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企业都非常清楚，知识产权不仅是吸收投资的基本先决条件和比较优势，而且是限制竞争者进入新兴市场的防御性武器[10]123-128。虽然遭遇金融危机，美国一直紧跟中国，在全球的清洁能源投资中位居第二[11]。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但其国内的清洁能源创新步伐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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